文/閻海清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一個英國醫生和一個英國傳教士，以《南京條約》相關條款為依據，找到時任福建侯官縣的縣令興廉，軟磨硬泡地得到一紙加了縣官大印的批文，準許他們到縣城里租房居住。他們倆便高高興興地雇了馬車，把行李物品拉進城里，到一座叫做神光寺的廟里租了幾間房，一個人傳教，一個給人看病生活下來。這樣，加上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后英國領事進駐城內的積翠寺以來，城內就有了兩處英國人的居住地了。

侯官縣衙和福建省衙都在福州城內，兩個高鼻子藍眼睛黃頭發的老外住進人口稠密的省城著實顯眼，最初只是引起人們的好奇，到后來就惹得士紳和縣學生們的強烈不滿，不免議論紛紛起來。因為從大清國開國以來，哪有“夷類”可以跑到繁華的省城與大清國的臣民居住在一起的事兒出現過？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格規定，只準開放廣州一個口岸對外經商，而且外國商人不許長住廣州；不準帶外國女人上岸；不準私下里和中國人交往，條件相當苛刻。后來有了點兒松動，也只是允許傳教士和醫生來華，但絕對不可以帶家屬、不可以住進省城和府城之內，以免他們刺探軍情。

正在這個時候，因病退休的林則徐回到了福州。這位曾在虎門銷煙、“歷官十四省統兵四十萬”的大員雖然退休了，但看到英國人住進省城實在看不下去，正好一些有頭有臉的士紳來看他，議論起這件“讓中國人丟面子”的事情不免義憤填膺。于是就有人出頭代表士紳給時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寫了一表，強烈要求把那兩個英國人趕出福州城。

徐繼畬:徐繼畬（1795-1873），晚清名臣、學者，《紐約時報》稱其為東方伽利略。字松龕，又字健男，別號牧田，書齋名退密齋，山西代州五臺縣人。道光六年進士，歷任廣西、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總理衙門大臣、首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徐繼畬是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偉大先驅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學家，在文學、歷史、書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著有《瀛環志略》《古詩源評注》《退密齋時文》《退密齋時文補編》等。

面對滿身光環的林則徐和顯貴的紳士們，徐繼畬一邊安慰他們一邊答應他們的要求，同時把惹事的知縣興廉找來一頓訓斥。之后派人向那兩個英國人說明，是知縣不懂規矩才讓他們進城居住，要求他們交回批件，搬到城外去住。

兩個老外也不是好打發的，他們拿出“文件”來據理力爭，這“文件”，就是八年前同清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條約的第二款規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兩個英國人說他們不屬于商人，而是屬于領事的管事人員，因為要給已經在城內住下的領事館人員誦經和看病，所以，是可以住在“該五處城邑”的。

中國的文字含義之多讓外國人一時摸不著頭腦，徐繼畬向他們解釋說城是城，邑是邑，邑不一定就是省城。于是就在條約的文字解釋上，雙方產生了分歧，一直爭執不下。

拖得時間久了，林則徐等士紳們就坐不住了，他們連上了幾道書催促徐繼畬拿出中國人的骨氣來，像當年虎門銷煙一樣雷厲風行地把英國人趕出城去。

被逼急了的兩位英國人卻強硬起來，說這個問題我們要向本國駐香港的總督去請示，我們要等總督的回信，說什么也不肯搬走。一看事情要鬧到英國總督那里去，徐繼畬不敢作主，馬上向他的上司浙閩總督劉韻珂匯報。劉韻珂一看也有些害怕，急忙向朝廷上了一折，講清問題的來龍去脈和可能產生的后果。沒想到得來皇帝的旨令卻是：“不可致生夷釁，亦不可稍拂民情。總期民夷兩安，方為不負疆寄。”

從福州到北京距離遙遠，來回傳遞信件需要時日，而且皇帝的批復又含糊其辭，讓劉、徐兩位不知如何是好。但縣里的士紳和學生們卻忍不住了，他們都背地里罵劉韻珂和徐繼畬是妥協派和投降派，于是就組織起來到神光寺前鬧事，聲言如果英國人不搬出福州城，就打進去強行把他們拖走，甚至還在街頭貼出粘貼（標語）：“某日定取夷人首級”。

一看事情要鬧大了，劉、徐二人慌了手腳，最后想出一法，派出兵丁把神光寺團團圍了起來。對兩個英國人解釋說保護他們的安全；對鬧事的中國人說圍困英國人逼他們搬家，算是取得了暫時的兩安。最初幾天還好蒙混，但時間一長，鬧事的學生們隱約覺得這是在保護英國人，“這還了得，狗官居然明目張膽地保護夷人，這不是賣國賊的行徑嗎！”

因為鴉片戰爭陰影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一提到賣國賊都視為大逆不道，恨不能群起而誅之。林則徐更是氣憤至極，就指使人給在京的福建籍官員寫信，讓他們向剛繼位的咸豐皇帝遞折子，七月十八日翰林學士孫銘恩、七月二十八日工科給事中林揚祖、八月一日湖廣道御史何冠英等接連上書彈劾劉韻珂和徐繼畬。林則徐自己也不顧年老多病，上書徐繼畬要求他馬上調集訓練兵勇，準備與英國人開戰，還表示自己愿意巡視福建近海，督辦戰船火炮等等。

在接二連三的參奏之下，咸豐密諭兩廣總督徐廣縉，按照何冠英參奏折子的內容所指各情,“逐加訪查，果否實有其事，并督撫現在能否設法撫馭之處，據實具奏，毋稍瞻顧”。徐廣縉立即派出得力干員秘密赴閩，暗中察訪，才知道事情的真偽。原來除了知縣興廉辦事不力外，劉、徐二人處理得沒有什么不妥之處。這時，咸豐又接到劉韻珂的申述，解釋說：“該紳士等忠憤所激，洵足令人欽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顧日后之隱憂，究屬失計”、“臣與徐繼畬不肯調兵演炮募勇，有違數紳之意，即遠近傳布。而言事者，但只情關桑梓，不顧安危之大局。”

剛好這年夏天雨大，兩個英國人租住的房子都漏雨不堪居住，他們想找人修理，但所有的工匠接到劉、徐二人的指令拒絕為他們修繕，最后，逼得這兩個英國人到底還是遷出了省城，一場風波這才平息下來。

只是劉、徐二人在這一事件中“有迕民意”，有人向咸豐建議“輕懲”來平息民怨，一道圣旨下來，把他們遷為閑官離開了福建才算了事。

“神光寺事件”本屬平常外交小事，我們看到，如果處理不當必將釀成一場大的事端，這里面有著深層次的問題需要我們今天去深入探討。

林則徐和徐繼畬都是睜眼看世界的封建社會高級官吏，他們何以互相抵觸而不能相容？我想這里面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他們的經歷不同。林則徐雖然出生在福建，但他當官時間多在內地，對海外貿易和對外關系極不了解，即使在廣州收集外國資料，也只是派手下人去辦，很難看到他本人與外國人直接接觸。據載他有嚴重的疝氣病，在廣州期間，聽說美國醫生伯駕（Peter Parker）可治此癥，但他從不親自前往，只是幾次派人去說說病情。伯駕說得病人親自前來就診，還要病人親自前來帶個托帶，林則徐堅不見面，弄得醫生無法對癥施治。

徐繼畬雖然出生在內陸省份山西，但他多年在沿海做官，特別是出任廈門汀漳龍道臺和福建巡撫以來，多次和外國人打交道。他會晤過英國領事，并與其他外國傳教士、外交官、醫生等交朋友，如美國醫生甘明、美國傳教士雅裨理、英國駐華領事李泰國和阿禮國等。深知外國人并不都是來侵略中國的，絕大部分人只是來做生意的商人。這一點，他要比林則徐了解得詳細得多。

第二、他們所站的角度不同。林則徐始終把自己看成是天朝大國的封疆大吏，從來沒有像接待中國官員一樣去平等地接見外國人，而且發出的指令也都是居高臨下的姿態。他幾乎就是中國皇帝在外交上的翻版，像清朝統治階級中的絕大多數官員一樣，仍然沒有脫離華夷觀念的傳統窠臼，他們雖然為割地賠款而傷心，然而最痛心的還是夷人欲與中國官員行平行禮。

徐繼畬則不同，他通過鴉片戰爭之敗痛定思痛，深知中國落后的原因是人民的愚昧與無知。《南京條約》簽訂后，他也自覺地融入了即成的游戲規則里去。他與美國傳教士、翻譯雅裨理像朋友一樣多次平等交談，言談舉止中從來不露出視其為“夷類”的表情。雅裨理也把他當成了朋友，把自己手里的世界地圖給他看，并詳細介紹天下形勢。徐繼畬敢于破除天朝上國觀念，毅然地向“夷人”學習各種知識，在當時可謂鳳毛麟角。

第三、受國內大環境的影響。當時在中國，一提到外國人幾乎都認為是十惡不赦的殺人惡魔，都把他們視為假想敵。如英人租住神光寺后，林則徐聯絡福州士紳上書徐繼畬說：“夷人愈進愈多，并無搬移之意。且每日輜重入城，絡繹不絕。有八人共抬一長箱者，有十六人共抬一大箱者，市中人人目擊，明指為炮位軍械，民心倍切驚惶。”經徐繼畬調查后才知道，運到神光寺的“只有大小箱籠八只，早經搬入”，“其極重之大箱，南臺委員曾經查問，該夷開箱合看，皆系玻璃器物及日用銅錫器皿”，根本不是什么“炮位軍械”。

真是讓人啼笑皆非，能讓林則徐這樣的封疆大吏受騙，可見當時中國人的偏見有多大！

無知容易讓人產生偏見，而知道多了的人反而會遭到人們的誤解和嫉妒。當眾人獨醉我獨醒的時候，往往清醒的人最孤獨。不能不承認，在處理神光寺事件當中，徐繼畬最清醒。可是清醒的人卻被貶了職，最后完全丟官，回到家鄉以教書為生。

徐繼畬給我們留下了他的清醒記錄，那就是他的《瀛環志略》。這部書是讀過他的外國朋友給的42份“海圖冊子”，又在外國朋友嘴里知道有關美國、英國狀況后，動手編寫的一部書，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成書。書中除了有大量的地圖之外，還向人們介紹了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政治，字里行間還對這些制度發出贊美之聲。

徐繼畬所著《瀛環志略》:《瀛環志略》是在19世紀中葉由清朝的徐繼畬所編纂。該書成書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全書共10卷，約14.5萬字，內含插圖42張。除了關于大清國疆土的皇清一統輿地全圖以及朝鮮、日本的地圖以外，還臨摹了歐洲人的地圖。此書與魏源的《海國圖志》同為中國較早的世界地理志。

1848年7月4日是美國的獨立日,華盛頓紀念碑奠基，向各州、各國征集紀念物。在來華美國傳教士的幫助下，中國浙江寧波府向美國贈送了一塊花崗巖石碑，碑文刻的就是《瀛環志略》中贊美華盛頓總統的兩段按語，至今鑲嵌在華盛頓紀念碑內，它表現了一個特殊的中國人的卓越見識，也成為中美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

1867年秋，美國第17任總統約翰遜和國務卿西沃德請著名畫家普拉特復制了懸掛在美國白宮的華盛頓畫像，由駐華公使蒲安臣贈送給徐繼畬，并舉行隆重的贈送儀式。蒲安臣致辭高度稱贊徐繼畬。徐繼畬答辭稱:“因思貴國華盛頓首建奇勛，創為世法，以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必傳于世無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把民主看作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筆者撰寫本文時，其中所引史料多來自于清宮的皇帝朱批和地方大臣的奏稿。讓我不明白的是，大量證據早已公開，為什么我們的學者都視而不見呢？

我們看到的是，從鴉片戰爭以來直到中國改革開放甚至改革開放以后，還有眾多學者一個勁兒地往林則徐身上大加光環，而對于他的偏見卻視而不見，這原因除了人們認識問題的慣性外，還與根深蒂固的固有思維有關，也與多年的極左思潮有關。長期以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人們往往把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的主和思想看成是妥協投降的外交路線，這幾乎成了一條思維定律。

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叢書》里有一本小冊子《林則徐》。在介紹他晚年生活時，還顛倒黑白地寫道：“福州城內的神光、積翠二寺，也被英國侵略軍強占。這些變化，使他深深地感到：由于投降派的妥協投降所造成的局勢，比他以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而當時的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繼續推行妥協政策，更引起他對外國侵略者和國內投降派的無比憤恨。”

當歷史的煙塵漸漸散去，用全新的觀念來反思我們這些年曾經歷的現代化歷程，我們可以清醒地看出林則徐畢生所維護的只是行將沒落的腐朽制度與文化，他所致力的也只是技術層面的改革，而拒絕的是對新文化的思考和接受；徐繼畬所立足的，則是在對舊文化的改造上，提倡接受并建立一個合理的政治經濟新秩序。

今天的中國進入了又一輪的大變革時代，回顧民族從落后、保守走向開明、開放的艱難歷程時，認真比較林則徐、徐繼畬二人不同的思想見識和由此帶來的不同后果，其意義將無比深遠——中國人的眼光能看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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