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最初是怎么造出來的——現在的人們，不少會答之以《說文解字·敘》所言“六書”。

《敘》中，許慎從伏羲王天下，仰觀天象，俯法于地，始作八卦，說到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而后，再說到黃帝史官倉頡，參照鳥獸蹄爪之痕，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

許叔重把漢字形成，分成了“文”和“字”兩個階段。

“文”和“字”是如何造出來的——他接著講到了“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

《說文·敘》，分別對上述“六書”，給出了定義并舉字例說明——

“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不去討論許慎所舉字例是否恰當，那么，“六書”是許慎首創的么？

非也！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

班固生卒早于許慎無疑，《藝文志》所謂“六書”，也無異早于《說文》。

傳世本《周禮·地官·保氏》，說到其職責包括“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第五為“六書”，然并未細說具體內容。

鄭玄《注》引鄭司農（鄭眾）語：“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鄭司農，姓鄭名眾，“大司農”是其官職，生卒也早于許慎，與班固約略同時，其言“六書”亦必定更早。

可知，在許叔重之前，已有至少兩種關于“六書”之說——

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

鄭眾：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不妨回到《藝文志》，班固開篇后很快說到，詔光祿大夫劉向學問如何如何了得，“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云云。

班孟堅說，他的《藝文志》，因襲《七略》而成。

許慎《說文·敘》所謂伏羲、神農等等，又皆循跡《藝文志》。

班固之“六書”，是自創的么？

漢末史學家荀悅著有《漢紀》，其卷二十五引劉向《別錄》語：“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

此也可知，班固所云，其本劉歆繼承其父遺志所撰《七略》而已。

班固一說之源頭，在劉向這里。

還不僅如此。

鄭眾，是被亦稱為“先鄭”的經學大家鄭興之子；許慎，拜古文大師賈逵為師，賈逵之父為賈徽——而鄭興、賈徽同為劉歆弟子——劉歆是劉向的兒子。

這就大致清楚了——班固、鄭眾、許慎等，關于“六書”之三說，其實皆出于劉向、劉歆一脈。

或許，“六書”理論形成還要早，但目前已知的源流，俱起自劉向。

劉氏“六書”一說，很是講究，下了大功夫研究漢字起源，這是肯定的。

不難看出，其所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是將漢字起源分成了兩部分——“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講的是造字之初的先后次序；“轉注、假借”，則是使用已有之字，另造新詞的方法。

另外兩種“六書”，有何特點？

先說許慎。

《說文·敘》“六書”，與劉氏包括鄭眾“六書”相較——

一是將劉氏的“象事”、鄭眾的“處事”改為“指事”；將劉氏的“象聲”、鄭眾的“諧聲”改為“形聲”。

二是將“指事”排于最前，顯然他認為，這一類是最早出現的漢字；另外，將“形聲（象聲）”和“會意（象意）”位置對調——這應該被其視為自己的“研究成果”。

不過，即便換了表述且調整了順序，其實并未改變劉氏“六書”將漢字初創分為兩個階段的原旨。

許氏之觀點，實際源頭在劉氏，影響十分深遠——后世學者，大多脫不開“二階段”的窠臼。

清代乾嘉學派以降，仍有諸多學者沿此思路討論——比如，認為“象形”“指事（象事）”“會意（象意）”“形聲（象聲）”屬造字之法，而“轉注”“假借”為“用字之法”，可排除于“造字之法”之外，只余“四書”即可。

當代學者，亦有人提出“六書”可以打破，唯留“象形”“象意”“形聲”的“三書”理論，也很有影響。

反倒是鄭眾之“六書”，頗“與眾不同”，只是長期未受關注。

若一言以蔽之，鄭眾“六書”之最突出特點，是打破了造字兩階段論——他認為，“轉注”和“假借”，同為造字的方法。

按照他的排序，“轉注”和“假借”，不是在所有漢字按照“象形”“指事（象事）”“會意（象意）”“形聲（象聲）”等四個方法造出來之后，才有的“用字方法”——“轉注”排于“處事（指事）”之前，“假借”隨于“處事（指事）”其后，都在“諧聲（形聲）”之前，無非是說，此兩法均在“形聲字”出現之前就存在了。

這是說，“轉注”和“假借”，也屬“造字之法”，而非“用字之法”。

從商代甲骨、金文文字看，所謂“象形”“指事（象事）”“會意（象意）”等“表意”漢字，超過70%被“假借”過——有些字之本義用法，已遠不及假借義的使用頻率；有的字，一經假借，便“永假不歸”失去了原義；還有的一字幾假，只以不至于引起語義混淆為尺度。

例如，甲骨文“自”，本義為“鼻”，《合集》11506卜辭記錄了“疒自”的本義用法。然而同在武丁時期，《合集》6057卜辭中用為“來自西”，“自”顯然是“介詞”，此字義沿用至今。

再如，甲骨文“我”字，象鋒刃處作齒狀的帶柄（柲）兵器，在卜辭中卻極少用到本義，絕大多數是作為第一人稱的總稱即“我們”使用。

還如，金甲文“又”，本為右手之象形，引申為左右之右，然在卜辭中，還有“另”“再”“佑”“有”等四義。

甲金文中，存在“本有其字”的假借，如“西”“甾”“囟”之間的通假，但絕大部分都是“本無其字”的假借。

這種“本無其字”的假借，明顯是一種“造字”的功能。

鄭眾將“轉注”“假借”歸于“造字”功能，符合文字的形成與創造，與記錄語言的社會需要相吻合的規律——因為需要用文字記錄特定語言，在沒有對應文字的情況下，便發生了“轉注”和“假借”。

這種“轉注”和“假借”之字，便脫離了原來的“象形”“指事（象事）”“會意（象意）”等“表意”文字的范疇，“進化”到語言的“集音符號”。

漢字中所有實詞一定是最先產生的，然而記錄語言離不開虛詞——而虛詞，很多都是“轉注”“假借”的結果。

南宋學者葉大慶在《考古質疑》中已多少窺見了鄭眾“六書”中的內在聯系：“古人制字，皆有名義，或象形而會意，或假借而諧聲，或轉注而處事。”

“轉注”“假借”的廣泛使用，隨之也就孕育了一種新的既表意又記音的極具優越性的“造字方法”——形聲字。

在商代文字中，合體形聲字已占約32%，越晚期的甲金文字中越多。

由此看，鄭眾將“諧聲（形聲）”排于“六書”最末一位，大有其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