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尺度》是生命政治研究的前沿成果，經(jīng)典理論與當代思想的對話。書中揭示了技術對人的異化，探索在技術變革的大時代，如何重構人與技術的關系。

在本書的序言中，作者指出：這是一本主要聚焦于生命政治思考的評價的著作，本書所考察的主題就是技術通過各種方式與生命交織在一起。

序言：在死亡和技藝之間的生命

文 | [美]提摩太·C.坎貝爾

在最近一場討論政治和生命的學術會議上，一位美國頂尖級的福柯研究學者看到，圍繞著“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一詞的研究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野蠻生長的地步。他認為，這個詞太過籠統(tǒng)、太過拙劣，并不適合用作一種范式來理解今天主體需要的反抗類型。

考慮到當下一些學校人文學科預算被削減，甚至院系被取消（2010年秋季），對于這位理論家而言（他不是唯一這樣認為的人），在探索我們面對的斗爭面前，“生命政治”一詞不夠穩(wěn)重，甚至完全不起任何作用。

對于一本主要聚焦于生命政治思考的評價的著作，尤其是本書所考察的主題就是技術通過各種方式與生命交織在一起，用這樣一種判斷來開頭似乎顯得不太恰當。不過，附帶著生命政治思考的價值問題的提出，的確需要慎重對待。

今天，對于生命政治思想的本質(zhì)，是否有某種東西不能被肯定性地應用？或者說得更嚴重一點，生命政治是否干著新自由主義的骯臟的知識工作，對具體的威脅毫不關心，而僅僅關注于物種層次上的生死問題？如果回答是含糊不清的“不”（或者，對此而言，含糊不清的“是”），那么我們當下對生命政治的理解事實上嚴重依賴于死亡——與其說我們面對的是生命政治問題，不如說我們面對的是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問題，我們必須為此自擔風險。

事實上，對于生命政治思想能帶來潛在的抵抗的懷疑態(tài)度，給我們接下來的關于生命（bíos）與技術、生命與技藝（technē）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出發(fā)點。在后面的篇章中我要給出的一個論斷就是：

當代生命政治天衣無縫地蛻化成死亡政治的原因在于，我們要面對尚未被探索的技藝和死亡之間的關系，這個關系似乎貫穿了多個以生命政治為關鍵詞的當今最重要的哲學家的著作。

的確，我的印象是，恰恰在技術問題越來越重要的時候，死亡在生命政治思考中占據(jù)了上風，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生命的背景下，招致死亡的技藝是怎么回事？是否存在著關于技藝的難題，即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反復地讓關于生命政治的討論走向了死亡的視界？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確定這個難題就至關重要了，因為它或許能給出某些方法，來重現(xiàn)關于技藝的各種不同觀點。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發(fā)現(xiàn)在某個地方，生命被引向了死亡，我們可以思考重新建構技藝的方式，也可以重新思考架構生命的方式。

在這里，我在閱讀一批受到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影響的意大利生命政治理論家，尤其是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和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作品時受益良多。

就阿甘本以及新近的埃斯波西托而言，在翻譯海德格爾德語中的eigentlich和uneigentlich的時候，他們并沒有翻譯為“本真性”（authenticity）或“非本真性”（inauthenticity），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將其理解為“正當?shù)摹保╬roper）或“不正當?shù)摹保╥mproper）。早在《詩節(jié)》（Stanzas）中，阿甘本就這樣處理過了，那時，他討論了隱喻的不正當?shù)奶卣鳎ūM管正當和不正當?shù)膮^(qū)別，也進一步影響了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作品，尤其是《即將來臨的共同體》［The Coming Community］和《無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

埃斯波西托也是如此，在《共同體》（Communitas）中，在翻譯海德格爾思想中的共同體的地位時，他也借鑒了正當與不正當?shù)姆g。在我看來，正當/不正當?shù)淖g法也可以拓展到我非常熟悉的海德格爾《巴門尼德》（Parmenides）的段落中，在這些文本中，海德格爾進一步提出了他關于技術的問題和解答，在一般意義上揭示了生命與技藝之間的關系。

在第一章中，讀者會看到這些研究的結論，我在一系列頗具影響的海德格爾著作中讀解出了正當和不正當?shù)膶懽鳎湔f明了寫作方式很快地拓展到或影響到生命。我的結論是，在正當與不正當?shù)膮^(qū)分中，可以找到一個建設性的方式，來界定生命中的死亡的表象、生命政治中的死亡政治學的表象。

如果說在第一章中，我?guī)е热胫娒枋隽撕５赂駹柕纳螌W，那么第二章讀起來更像是當代意大利思想預言的死亡編年史，尤其是最近阿甘本的著作和新翻譯的埃斯波西托的著作。這里并不想列舉太多我的觀點，這一章的主要問題涉及的是阿甘本最近的《王國與榮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還有《語言的圣禮》（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以及《什么是裝置？》（What Is an Apparatus？）中的加強版的死亡政治學。的確，這一章的大部分內(nèi)容在討論“裝置”（apparatus［dispositif］），阿甘本有意地將這個詞與海德格爾的不正當寫作的觀念并置。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轉向了對埃斯波西托的《第三人格》（The Third Person）和他的論文集《政治的術語》（Terms of the Political）的解讀，還有一篇文章《人的裝置》（“ The Dispositif of the Person”）。我的解讀是，埃斯波西托試圖思考一種非人格的生命可能性，借此避免太過密切地依循海德格爾的研究路徑所帶來的問題（正如我指出的那樣，這會隨之帶來其他問題）。

第三章會關注其他哲學家的作品，今天他們與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一起探索著生命中的死亡的路徑。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思想是這一章的主題，尤其是他新近翻譯過來的兩部作品。在這里，與在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那里一樣，正當和不正當產(chǎn)生了對從生物技術到憤怒的一切的深刻的死亡政治學的解讀。

和今天死亡政治思想旅途上的各個站點一樣重要的是，在學術會議上這位學者的反對意見仍然沒有得到回答。如果生命政治已經(jīng)被死亡中的技術印記撕裂，那么它何以能對寫作“一本我們自己的批判本體論”有實際上的用處呢？

在最后一章中，當設想一種生命實踐的時候，即一種或許可以避免讓技藝陷入不可避免的死亡困境的實踐，我回到了這個問題上來。

從福柯的《安全、領土與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開始，然后轉向他晚年的《主體解釋學》（Hermeneutics of the Subject），我說明了福柯是如何通過嘗試，在自我所掌控的生命中來定位生命權力的譜系學的。以此為基礎，我通過注意力和游玩的范疇描繪出生命的實踐，來回應福柯認為自我要為今天的生命權力負責任的診斷。借鑒了西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論驅力和否定性的著作，以及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菲利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溫尼科特（D. W Winnicott）和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之后，我提出了注意力和游玩中的生命實踐，可以更好地回避掌控（mastery）的問題，而這正是本書所研究的許多關于技藝的論述的特征。

最后我給出了一個帶有希望的注解作為結論，設想了一種游玩實踐的可能性，按照尼采的透視論（perspectivism）的說法，這種游玩實踐或許具有一種“行星運動”（planetary movement）——只能或者最初只能從死亡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全球化的另一面。

本書的寫作受益于我的友人。第一章一開始是我長達一個星期的講座的講稿，即2008年我在那不勒斯的意大利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講座。

我要感謝我的學生們，讀者可以在本書的各角落發(fā)現(xiàn)他們給出的評論和建議。2010年夏天，我在倫敦貝克伯克法學院（Birkbeck’s Law School）擔任常駐研究員，那時我撰寫了第二章和最后一章的第二部分。感謝彼得·菲茨帕特里克（Peter Fitzpatrick）和帕特里克·漢納芬（Patrick Hanaf in）的熱情邀請，以及與我一起工作的學生干部和教職工，尤其是茱莉亞·克里索斯塔利斯（Julia Chryssostalis）、納坦·摩爾（Nathan Moore）和何塞·貝利多（Jose Bellido）。他們會看到他們慷慨給出的建議包含在這些章節(jié)中。言歸正傳，在2009—2010年間，我在康奈爾大學人文學會完成了本書的第四章的各個部分。我要感謝我的同事，以及學會的主任提摩太·穆雷（Timothy Murray），他們認真閱讀了我的稿子。我還要感謝以下朋友，在寫作本書時給出了無私關懷：羅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塞爾吉亞·阿達莫（Sergia Adamo）、伊達·多米尼加尼（Ida Dominijanni）、切薩雷·卡薩里諾（Cesare Casarino）、弗朗科·貝拉爾迪（Franco Berardi）、亞當·西茨（Adam Sitze）、格雷格·蘭貝特（Gregg Lambert）、凱文·阿泰爾（Kevin Attell）、阿德里亞娜·卡瓦雷羅（Adriana Cavarero）、羅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卡特里娜·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卡倫·平庫斯（Karen Pinkus）、米切爾·格林伯格（Mitchell Greenberg）、布魯諾·波斯蒂爾斯（Bruno Bosteels）、勞倫特·杜布羅意（Laurent Dubreuil）、西蒙娜·皮內(nèi)（Simone Pinet）、凱特·布拉德古德（Kate Bloodgood）、魯特·馬斯（Ruth Mas）、瑪麗-克萊爾·瓦魯瓦（Marie-Claire Vallois）、理查德·克萊因（Richard Klein）、大衛(wèi)·菲利斯（David Ferris）、費德里科·弗萊德曼（Federico Fridman）、洛倫佐·法布里（Lorenzo Fabbri）。我還要感謝嘉里·伍爾夫（Cary Wolfe）和道格拉斯·阿瑪托（Douglas Armato），在我完成該計劃時，他們表現(xiàn)出了至高無上的“后人類”式的耐心。

最后，本書獻給米歇拉·巴拉爾蒂（Michela Baraldi）、亞歷桑德羅·坎貝爾（Alessandro Campbell）和尼古拉·坎貝爾（Nicholas Campbell），每一天，你們都在教我如何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