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臨淄南關村圍墻上的齊國歷史人物畫像:繪于墻上的歷史人物包括齊桓公、管仲、晏嬰等。齊國之所以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大國,與這里涌現出了大量優秀的人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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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淄,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都城。齊國是當時的一個大國,至今在此地仍留存眾多齊國的歷史遺跡,當地人也以齊國的歷史為榮。
穿行各村鎮間,不少道路,就以齊國歷史人物命名,比如齊桓公路等等,同樣,不少建筑的外墻上,也有齊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畫像。
記得在南關村拍攝完“三士墓”之后,筆者又在拍攝農舍墻上的繪畫,一壯漢過來問:“你們是從哪里來的?”筆者答曰西安。他轉頭對一位老者說:“中國有幾大古都,臨淄第一,西安排第二。”
此話咋一聽有些讓人覺得有點可笑,西安可是公認的第一古都啊,何時臨淄成了第一?但仔細一想,他的話也不無道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紛紛進行變法圖強,將變法精神一直貫徹到底的,自然是秦國,但若論變法時間早晚,最早的卻是齊國。因此該壯漢所說的臨淄是中國第一古都,似乎也可以成立。
齊國之所以是眾國中第一個變法的國家,關鍵是當時齊國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管仲。其后,齊國之所以仍然保有大國的地位,另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晏嬰。管仲與晏嬰,都擔任過齊國的國相。齊國之所以成為齊國,這兩位賢相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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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能在齊國推行變法,并且使齊國成為春秋時期最早的霸主,很大一個原因在于齊桓公此人沒什么大本事,但他特別信任管仲,所以管仲得以最大程度的施展了自己的才能,管仲是變法的真正主宰。
這一點,是與秦國商鞅變法不同的,秦孝公是有本事的國君,商鞅是有本事的大臣,秦孝公既任用商鞅,又暗中控制商鞅。結果就是管仲去世后,齊國的變法就推行不下去了,而秦國在商鞅死后,秦孝公的繼任者依舊實行商法,國家變得越來越強。
管仲變法的核心內容在于富民,比如實行鹽鐵專賣,具體辦法是民辦官營,老百姓可以制鹽開礦,但必須由國家統購統銷,然后國家與百姓分利。管仲早年經過商,他比較重視商業發展,比如他鼓勵外國人和齊國做生意,為這些外國商人提供很好的服務,甚至為他們開設妓院。但是,對于本國人民從事商業活動,管仲卻是加以控制的,比如他實行四民分居政策,即農、工、士、商不能雜居在一起,其目的是讓各個職業的人各安其位,不能讓商業的利益誘惑來動搖農業這個立國之本。
在與諸國的爭斗中,管仲采用過“商戰”這個現代世界里常見的方法。比如他看到魯國人擅長織綈,就勸說齊桓公帶頭穿綈這種面料做成的衣服,暗中下令禁止齊國人織綈的同時,高價從魯國商人那里進口綈,魯國人看到織綈有利可圖,就不再種地,導致糧價暴漲。這時,管仲關閉與魯國的貿易通道,不再進口綈,終于使得魯國歸附于齊國。
從以上所講述的管仲的商業政策,可以看出他的深謀遠慮,一環扣一環,何其縝密精彩,真是大人物的大手筆。從一個現代人的眼光來看,也是頗具現代意識的。
在齊國,管仲是如此重要,齊桓公對他不僅僅是倚重,簡直就是依賴,但管仲卻有著良好的職業道德,始終恪守一個做臣子的本分。這是一種現代精神!臨死時,管仲告誡齊桓公要用誰,不能用誰,交代得非常清楚,可惜桓公糊涂,最終用了管仲告誡他不能用的人,自己也落了個不得好死。
管仲與鮑叔牙是至交好友,鮑叔牙無論在生活上還是政治上都給過管仲巨大的幫助,但管仲在選自己的繼任者時,卻認為鮑叔牙并不適合當國相。這不僅說明他有識人之明,而且說明他考慮問題不是從自己的私利、而是從國家大局出發,這是一種具有現代精神的公共理性。
大概正是由于管仲在齊國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今天臨淄區有一座面積頗大的管仲紀念館,通過展板和塑像的方式,講述了管仲的很多故事,但遺憾的是,都沒有從根本上講清楚問題,比如管仲的商業政策的實質是什么,就沒有講明白。管仲言行在現代社會的正面價值,也沒有認識到。反倒是在管仲墓前,擺滿了財神像,這是因為人們看到了管仲改革使得齊國富裕了,由此將他看作財神一樣的人物,人們來拜管仲,很大一個原因大概也是為了求財吧。
距離管仲紀念館不遠處的齊陵鎮淄河村,有“二王冢”,即齊桓公和齊景公的陵墓,但目前還沒有開發成旅游項目,只是修了一條路,把管仲紀念館和齊桓公墓所在地連接了起來。筆者在此地見到了好風光,那是在離開淄河村時,從淄河大橋上走過,由于正是冬季,天氣寒冷,數十米寬的淄河完全凍住了,浪花一層層在河面變成冰雕,遠看卻像花瓣灑滿了整條河,不由贊嘆:祖國山河壯麗!
管仲的至交好友鮑叔牙之墓,在今天濟南的濟鋼新村,鮑叔牙曾為為齊國大夫,封地在此,死后亦葬于此,其墓現在保存得很好,旁邊不遠就是鮑山,雖然不高,但給人郁郁蔥蔥的感覺,讓人想起鮑叔牙的君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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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嬰,今山東高密人。與管仲布衣為相不同,晏嬰是齊國貴族,父親是齊國的大夫,去世后,晏嬰承襲了父親的職位,后官至國相。
管仲為相時,齊桓公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相比之下,晏嬰的為官經歷要坎坷很多,他先后服務過齊靈公、齊莊公和齊景公三位國君。齊靈公和齊莊公比較昏庸,對晏嬰也不信任,齊景公對晏嬰倒是比較信任,還拜他為相,但齊景公也算不是賢明,他既起用晏嬰這樣的賢臣,也用了不少阿諛諂媚之人。所以最終,管仲能助齊桓公登上霸主之位,而晏嬰始終是在應付各種內外困境,勉強維持住了齊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面子。
晏嬰出使楚國的故事膾炙人口。中間一個故事是這樣子的:晏嬰身材矮小,出使楚國時,楚王命人在大門旁開了一個小門,借以羞辱他,晏嬰說出使狗國才從狗洞里鉆進去。楚王聞之,只得命人打開大門迎接。這樣相似的故事后面還有好幾起。總之就是晏嬰出使楚國,為齊國在外交上贏得了面子,然而,僅僅贏得面子是沒有什么實質意義的,對齊國的國力和實際地位并沒有根本性的提高。
齊景公此人,典型的志大才疏,不太聽取晏嬰主修內政、愛民富民的主張,而是一心想著不顧實際條件,實現齊桓公一樣的稱霸夢想,多次對晉國發起戰爭,但最終齊晉誰也沒有辦法打敗誰,形成了數十年的拉鋸戰。這樣的局面,是晏嬰無力改變的。
晏嬰去世后,葬于齊國宮城北門外,至今墓猶存,位于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永順村東南,沒有管仲墓氣派,周邊也沒有什么紀念館之類的,就是農田和農舍。筆者去拜謁那天,已近黃昏,有老人慢悠悠騎三輪車從墓前離開,問之,答曰回家吃飯去。感覺是從鄰居家串完門回家一樣。晏嬰生前有“愛民”的政治主張,加之生活較為儉樸,于百姓中頗有威望。死后墓前無車馬之喧,卻有百姓在此休憩聊天,其樂融融,不失為幸事。
筆者去儒家代表人物比如孔子的紀念點時,覺得太過熱鬧,去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紀念點時,又覺得過于冷清,給人壓抑之感,而在管仲紀念館和晏嬰墓前,感受更多的是一種安靜,還有踏實。
山東臨淄管仲紀念館:這處管仲紀念館有管仲塑像、管仲墓以及管仲生平故事展,但遺憾的是并沒有展示講明白管仲的言行在現代社會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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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晏嬰與商鞅、韓非、李斯都被當作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從政治主張和行事風格來看,這種劃分有些粗暴,他們之間有著很大的不同。首先管仲和晏嬰是有政治原則的人,不會無條件地服從國君,而是對國君會提出要求。比如管仲最早見齊桓公,就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安定齊國的政治主張,齊桓公聽后猶豫不決,管仲見此情況,扭頭就走,直到齊桓公再次請自己回來,堅定了立場,才肯擔任國相。晏嬰也是如此,他因為經常勸諫齊莊公,齊莊公對他很是不滿,某次齊莊公在和他寵愛的力士喝酒之時,召見晏嬰,當眾羞辱晏嬰,晏嬰為此辭官,回老家隱居。相比之下,商鞅、韓非和李斯等人,則是無條件膜拜權力,不管國君是賢明還是昏庸,只要用自己就為之效力。
其次,與商鞅、韓非和李斯把國家變為一臺戰爭機器、實行恐怖主義統治的主張不同,管仲和晏嬰雖然也談霸業,但也把老百姓的幸福放在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實際措施來實施,這一點,連孔子也表示佩服。
其三,管仲和晏嬰都有著非常良好的職業道德,即便擁有權力,都很守臣子本分。晏嬰在見到孔子后,就認為孔子此人只是依照自己的性情做事,不能恪守一個官員應盡的職守,因而認為齊國不能任用孔子做官。體現的依舊是他的職業精神。而商鞅,則有叛國之心,李斯也參與了殺死太子的政變活動,這是他們的個人私欲膨脹的結果,也是沒有職業操守的表現。
管仲和晏嬰被劃歸為法家,實際上是后世人們所為,在他們生活的年代,并沒有嚴格的儒家、法家和道家之分。后人將管仲和晏嬰視為法家,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是一個國家的主政者之一,干的都是統治、管理的實際活計,有時也有整人的陰謀手段,比如著名的“二桃殺三士”的典故,講的就是晏嬰使詭計,殺死齊景公手下三名勇士的故事,手段確實厲害,用兩顆桃子就干掉了三人,而且三人都是自殺。不過總的來說,管仲和晏嬰在整人方面還是和商鞅、韓非、李斯等人有顯著區別的,他們也重視刑罰,但卻強調要適度,而韓非則說做臣民的哪怕心里不服國君,都是死罪,聽來就讓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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